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中国有望迎来环境库兹涅茨拐点

11月30日，备受关注的巴黎气候大会正式开幕。这次大会上国际社会将对2020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与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中国参与全球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担当。

近年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节能与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和增加森林碳汇等方式，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日前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披露，2014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了6.1%，比2010年累计下降了15.8%，截至目前“十二五”规划要求下降17%的目标已经提前完成。

对于未来的减排义务，今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无论是过去几年的减排成就，还是对未来减排的承诺，都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近年，中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为自主减排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努力。

随着产业政策的推动以及经济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对节能减排形成了有利条件。2013年，我国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 51.4%，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单位GDP能耗和排放的显著降低。而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发挥，特别是节能技术和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减排。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中国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严格的环境政策规制将污染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大大推动了市场主体减少排放。2015年起我国实施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对违法企业可实行按日连续计罚，旨在扭转“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困境。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发展的五大指导理念之一;同时明确提出，今后将实行环保部门省以下垂直管理，这将减少地方政府对环境执法的不当干预。环保执法的“牙齿”无疑将更加锋利。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和完善市场化的减排机制。碳排放交易已在全国七省市试点，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2017年启动。节能合同管理模式等新的节能商业模式在各地推开。近日，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制度在电解铝、乙烯等行业落地。这些市场化减排机制的推行，无疑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并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从能耗和排放的强度来看，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前期，能耗的弹性系数会大于1，也就是能耗增幅会高于经济增速。在2008年以前，我国总体上处于这一阶段。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能耗的弹性系数会小于1，也就是能耗增幅会低于经济增速。近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201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降幅比上年的3.7%扩大1.1个百分点，创“十二五”以来最好成绩。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的能耗和排放强度正将进一步下降。

从排放的总量来看，经济学里有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的增加，受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加强等影响，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这个曲线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般认为，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就处于“倒U形”的拐点。而去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0.35万亿美元，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水平。我国排放总量将有望在2030年甚至更早接近峰值，迎来拐点。

总之，尽管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仍然不容乐观，降低排放、治理污染仍可谓任重道远，但是中国政府正在以其有效的产业政策和严格的环境政策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国所做的努力不应被世界所忽视，中国对未来减排的承诺也不会落空。(黄晓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